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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帥之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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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農民情結」之謎
無論作為紅軍的總司令，還是作為新中國的委員長，朱德從不諱言自己的農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談舉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維方式，他的生活起居，處處都保留著一種農民式的風格，農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揮之不去，彷彿希臘神話中安泰須臾不可離棄大地，成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這種對農民的癡心和迷戀究竟源自何處？又為的是哪般呢？
1．1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1886年12月1日（農曆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馬鞍場琳琅山西麓李家灣的一個佃農家庭，朱德正是從這裡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俗話說得好：「幼年學的，像石頭上刻的」，一個人童年時的經歷決定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獨一無二的東西，也決定他日後事業發展的方向，難怪精神分析學家在解答精神病人的疑難病症時或者在進行釋夢工作時要詳細追問病人或夢者的童年經歷呢？要瞭解朱德的獨特個性，我們最好也從他的童年開始。 朱德本人生下來時的小名叫「狗兒」，母親共生下十三個孩子，由於家裡窮、養不起，只活了六個男的，兩個女的，小的五個生下來後就放在水裡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來則是老三，他們這一輩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歲入私塾讀書時，取名代珍。同所有農民家庭一樣，朱家是一個靠勤勞節儉以便同饑餓作鬥爭的經濟單位。吃的東西幾乎千篇一律。早飯是高粱稀飯，偶爾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裡大多吃的是摻有豌豆、蔬菜、紅薯的雜糧飯，像豬肉或其它好吃的東西在陰歷年時才能夠吃上一頓，還談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經濟，指揮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幹活是男人的事，地裡和家裡的小事情則屬於婦女和小孩。全家只要聽到祖母的動靜，也就通通起來，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餵養雞、鴨，或者打掃院子。祖母根據年齡需要和活兒的輕重來分配糧食。朱德從五歲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幫助家裡干雜活。後來，在接受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採訪時，他曾經說：「我從小就是餓肚子長大的，因此，後來搞革命時，我就不大怕餓，好像根本不知道餓。講起幹活，也是一樣。我從小到大都幹活，所以後來做體力勞動時，我從來不覺得面子難看。走路也是一樣；成年以後，雖然有時有馬騎，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經常幾個月、幾年長距離行軍，同我所指揮的戰士們一起走來走去。」家庭的熏陶鍛造了他勤勞儉樸、寬厚善良的秉性；在這個「農民世家」裡，祖父朱邦俊是一個富有農事經驗的農民，到八九十歲還下田種地；伯父朱世連（朱德自動就過繼給無兒無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歡他，朱德以後能讀書，主要是靠伯父的資助）是個治家嚴謹，心裡有盤算的人，幹活出力，知慳識儉，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為全家打主意。父親朱世林也是一個終年勞動、寡言少語的老實農民。 伯父雖然沒有子嗣，但從不借口休妻，也從不虐待妻子，他的這種遇事自有主見的做法給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對朱德後來的人生道路帶來最大影響的仍然是他的母親鐘氏。我們並不是在此圖解「戀母情結」的理論，每一個人，當他第一次睜開雙眼，好奇地打量這個世界的時候，他看到的第一個人，無疑總是他的母親。他躺在母親的懷裡，吮吸著母親的乳汁，承受著母親的愛撫，聆聽著母親的呼吸，接受著母親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親與師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親，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親的遺傳基因，而這種「遺傳偏向」不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記憶裡，母親比一般婦女要高大一些，強壯一些，褲子和短褂上，左一塊右一塊都是補丁，兩隻手上伏顯著粗粗的血管，由於操勞過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頭髮在後頸上挽成一個髮髻，兩隻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滿了賢慧，充滿了憂愁。她出生於流浪藝人之家，不但一貧如洗，無家可歸，而且受到世人的輕視，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這種有幾間草房的莊戶人家裡，對她來說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軀支持著自己沒日沒夜地勞動，年復一年地生育。她無論什麼時候都懷著肚子，無論什麼時候都在煮菜燒飯，縫縫洗洗，掃地擔水，像男子漢一樣下地幹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時候，他的母親還正在燒飯，還沒等飯燒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後，母親就立刻起身，接著做飯。朱德後來曾深情地回憶說，自己的母親「可憐得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做姑娘時還有名字，嫁過來以後只按家庭地位來稱呼： 對於孩子是「娘」；對於公婆是「二媳婦」，對於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對公婆，她大敬大孝；對丈夫，她依從順服；對妯娌，她賢惠和睦；對鄰里，她樂善好施。她克勤克儉，精打細算，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到家庭生活和農業勞動中。她就是這種女人，是舊中國農村婦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裡，母親是舉世無雙的完人，他熱愛母親，敬重母親，把母親當作做人的楷模。母親幹什麼，他也總是跟在後面有意無意地模仿著。朱德從他母親那裡得到一個強健的體魄，同時又跟著母親養成了勤勞和儉僕的好習慣，學到了同困難作鬥爭的經驗和敢於吃苦耐勞的堅強意志，這些東西他一直保持著，當了總司令，當了委員長也照樣沒丟。 朱德的母親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奉獻了自己偉大的兒子，自己卻一直保持著勞動婦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將母親從家鄉接出來，奉養在身邊。可是母親過不慣外面的生活，她離不開土地、離不開勞動，勞動已經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糧食一樣重要。於是她又回到了故鄉，回到了土地上、紡車旁。直到八十多歲，還時常紡線，臨終前仍不輟勞作，終生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艱難磨折，這似乎來自一種「遺傳」，因為朱德的祖母同樣是一個很不尋常的能幹婦女，而且也是直到進棺材之前，還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後來，朱德在《母親的回憶》一文中說：「我應該感謝母親，她教給我生產的知識和革命的意志，鼓勵我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澤東在她逝世後敬獻的輓聯中寫道：「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無產階級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裡排行老四，又是第三個男孩子，在大家庭裡是個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幫助哥哥干雜活，又要像個保姆似地照顧下面的弟弟們。他不記得自己的生日，因為窮人的孩子從來就不過這種日子。在這個佃農家庭裡，沒有一個人不勞動，勞動與生活一樣重要，生活也就是勞動，人們似乎也相信，只有沒日沒夜地干，才能過上幸福生活。對他們來說，所謂幸福生活，不過就是不至於餓死或凍死。儘管碗裡的東西越來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來越破，然而農民們並不在意，有一種宿命觀在支配著他們無休無止的勞作。朱德自童年時起就目睹並親身體驗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感到社會「有欠公平」，但是，當時，他和家人一樣，相信他們貧苦是因為惡運臨頭，災星未退。他們目不識丁，悲觀感歎；朱德在兒童時期，對於當時的迷信全部深信無疑。也正是這些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農民普遍都有一種信念，即寧願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個男孩子，因為當時的稅吏、官僚、軍人只尊敬或害怕讀書人，加上封建時代的中國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壟斷，只要熟讀《四書》、《五經》，然後經過科舉，就可以陞官發財，通向官場的大門也就是通向財富的大門，然而對於貧苦的農家子弟來說，通往此門的必由之路就是讀書，正所謂有「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亦有黃金屋」啊！一般農民都無法繳足學費，教育孩子對於他們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也是他們超脫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養父正是懷著對讀書人的無限崇敬送朱德進私塾學習的。 1982年，朱德進私塾，跟一位姓鐘的先生讀書。第二年轉到丁先生那裡讀書，丁先生是榜上題過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設在一個有高樓和花園的大院裡。在這裡兩年，朱德刻苦攻讀了《詩經》等十幾本書。九歲那年，他離開琳琅寨，隨伯父和麼叔搬到大灣，去席聘三先生家讀書。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時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樂於教書，有膽量，有見解，而且有相當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時一語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是一個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雖然學富五車，卻不肯報考舉人，甚至連一個秀才都不是，從二十幾歲起教書，到那時已七十多歲了，他是一個真正的白丁，卻是一個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憶他「到年近八十的時候，還是個週身叛骨、朝氣勃勃的評論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學生一起修完了《四書》、《五經》，廣泛涉獵了《二十四史》。學生的讀史讀累了，老先生便帶著他們到自己貼補家計的菜園中散步，邊走邊向學生談古說今，對歷代貪官污吏和皇親貴族評頭論足，這些評論大多擊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開明，他特別要求學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國外去研究西洋學問。因為他聽說科學使得西方國家轉趨富強，他常對學生們說，中國快到面臨最後抉擇的時候了，到底是採用科學，還是自趨滅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壘的護衛者，他愛喝酒，酒後放言高論，他常說：「人不做事業就沒有什麼用」，「要能做事業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沒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僅將學問灌輸給學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與行為影響著學生，他成為朱德新思想的啟蒙者。在他的引導下，朱德開始思考尋找道路的問題，他想，狀元是點不成的，這樣的文章，不知哪一個才點得上，他受「富國強兵」和「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如饑似渴地研究科學，一方面立志要棄筆從戎，去做一個軍人，然而他的這種想法和家人送他出來求學的初衷真可謂有著天壤之別。
1．3 忍痛斬「臍帶」
1906年，朱德來到成都。當時的高等師範學校和武備學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當一名軍人的志願，因此考上武備學堂訓練軍士的弁目隊。可是家裡從中阻攔，不同意他和家庭分離，而投身到時代大激流中去，儘管這股激流正是解救這個佃農家庭的強大力量，但是他們看不到這些，他們的目標可謂急功近利了，於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學堂附設的體育學堂，而且不敢向家裡人吐露這些實情。 朱德畢業回家前就寫了家信，說明自己打算在家裡過夏，參加農活。臨近家門時，他發現家裡人果然在等他。他老遠就看見了一個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揮手，可是侄子並沒有向他招呼，一溜煙似地穿過田坎回家去了，於是全家忙了起來，每個人都在做些什麼。朱德到家時，一家人排成了兩行，俟他走近，一齊在他面前恭敬地低頭執禮。養父也不把他當做兒子看等，連連欠身為禮，招呼進屋，強使他在全家聚會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圍在他的四周，他們的眼睛閃爍著驕傲，每一個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詞句——窮人慣於應付有錢有勢者的詞句——來同他談話。整個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專門給他準備了飯菜，全家雖然沒有獨自佔一間屋的人，卻特意為他騰出了一間，裡面架起從全家挑出來的最好的臥床、桌子和椅子。他們甚至把最好的草墊子拿來，並且點起一盞菜油燈，讓他在晚間享受一點光亮。不論什麼樣的活兒，都不讓他做，他每次想做，他們都表示反對，強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們專門給他準備了飯菜，自己吃的卻極差。離家以來，他家越發貧窮了。從外表看，這變化還不十分明顯，可是從裡面看，一目瞭然。為了歡迎他回家，衣服都洗淨，補好，但到處都是補丁，到處都是縫頭，幾年來都沒有換過。他聽說全家負債纍纍，每個人都是憂心忡忡，焦灼萬分。他們希望他終於能夠把他們解救出來，全家兩房人苦撐了很久，在等待這一天來臨。他們不說什麼，但驚異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雙手上——他並不像官宦人家那樣，指甲留得長長的，反而剪得和他們一樣短。他逐漸不安地體會到，他們拿他當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來看待了，在親朋好友家裡，他都受到同樣的禮遇，每過一天，他便愈發相信他已經成了一種負擔，他們希望他早日離開。 朱德當時的心情充滿了傷感、憂愁和矛盾，儘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識到他已是新中國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舊時代的強大慣性之中，朱德為此大為苦惱，經常獨自躺在房間裡，徹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義。在老家時，朱德終於坦白承認自己扯了謊，並且告訴家人，自己要在儀隴縣做體育教師，開始掙錢償還家裡的債務。坦白的後果是可怕的，開始是一陣吃驚後的沉默，接著父親問他，體育是什麼意思。他解釋以後，父親大叫起來，說全家苦幹十二年，為的是要教育出一個子弟免得一家挨餓，結果你打算去教學生怎樣伸胳膊邁腿，苦力也會這個！接著他跑出家門，一直到朱德離家時，他仍沒有回來。那天晚上，朱德母親的眼睛哭得又紅又腫。這些情景，朱德終身難忘。後來，他回憶說：「我並不責備我的家庭。我過去深恨父親暴躁、冷酷，可是現在我知道這應該由農民生活的無情現實來負責。我也不責備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時對我那種低聲下氣的態度。我認為那是舊制度下的辛酸產物。他們不願望意我填補我與他們之間的鴻溝，不願意我在夏天下地幹活，不過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農民生活的深淵。我違背了古代相傳的孝道，可是自覺對家庭的忠誠，應該服從於更大的忠誠——對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忠誠。一個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裡。雖然是農民的子弟，我現在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一腳站在地裡，一腳站在學校裡的農民，而是已經轉換到另一個階級去了。走回頭路已是太遲，而且我也不打算回頭。我已經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朱德終於未能加入一種惡性循環圈，因為他心裡清楚，即使連連考中，還得拿出一大筆錢來捐官，一朝權在手，一定會變成一個貪官污吏，變本加厲地壓搾百姓，正所謂「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他不顧家人省吃儉用，借高利貸供養他以使日後有人「支撐門戶」、「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自己選擇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開始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真正鬥爭」。朱德離開家裡去儀瓏縣任體育教師時，六十來歲的養父穿著一件滿是補丁的衣服和一雙舊草鞋，送了好幾里路才回去。最後，他站住腳步轉過身去，慈祥而寬厚地說道：「我們是知事不多的鄉下人，不懂得那麼多事情。現在不明白地也許將來會明白。你自己照顧身體，多來信吧！」 望著養父離去時蒼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說明自己打算參軍，全家人都以為他瘋了。社會上當時盛行「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說法，全家人的反應同樣是比上一次更為可怕，對於他的養父更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時，家裡竟無一人來送別。他孤獨地出走了，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光明而又長滿荊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間，一個可喜的意外出現了，朱德考進雲南陸軍講武堂，實現了多年的夙願，從一個士兵到元帥的偉大軍事家的道路從這兒開始了。
1．4 「農民情結」揭秘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歷盡滄桑的朱德正是帶著一種沉重的心靈重負投身於中國革命奔騰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紀初所揭開的世界歷史的新階段中，朱德正是一個偉大的覺醒者、先行者、戰鬥者。兒時丁家少爺的欺侮，母親含辛茹苦的身影，農民們忍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悲慘景象，全家人一雙雙飽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構成了一種「心裡創傷」（Metaltrama），這種創傷化為一種巨大的動力和道義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難，必須著眼於救廣大農民階層出脫苦海，單單拯救某些人，某個人是無濟於事的。因此，他的態度和舉止，一直表現出農民子弟的純樸，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形成過玩世不恭的複雜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老於世故的美國青年記者到延安採訪，他寫道，朱德將軍和他的同志們完全沒有玩世不恭這一套，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政治運動能夠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朱德，這位不是農民的農民，從不掩飾自己繼承農民的良性「遺傳基因」的一面，與凡夫俗子不同，他從不諱言自己的農民出身，因為農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彷彿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須臾不可離開的「大地」，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農民情結」就表現在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學家的解釋，所謂「情結」（Complex）指一組或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思想觀念，這種觀念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對我們的態度和行為會產生有意無意的影響，是人的基本動力和衝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農民的習性和愛憎，有農民重視直覺和經驗的思維方式，有農民實用、務實的理性精神，腳踏實地，摸索前進，沒有調查研究就不爭發言權。他對農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樂都能夠給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體貼入微的同情，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後來的和平時期，他最喜歡和普通人，尤其是與農民或農民出身的戰士發生聯繫，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國內的許多工廠、礦山、農業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林區、林場、苗圃、農場、農村、山區進行視察，全國除台灣、西藏、寧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他都視察過，而且很多地方去過不止一次。從漠漠黃沙到茫茫碧海，從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處都留下了這位農民首長的足跡。在井岡山，他同戰士一起下山挑糧；在延安，他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種菜、拾糞。進城以後，他仍然保持這種優良作風，時刻關心群眾疾苦，與人民同甘共苦。自從1955年我國實行軍銜制以來，朱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因為他自己立下了一條不為人知的規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許超過毛澤東和周恩來，他是沒有拿過元帥工資的共和國第一元帥，不僅如此，他還一向教育自己的兒、女、孫、侄們，工作上要向高標準看齊，生活上要向低標準看齊，臨終前，他屬咐他的老伴和戰友康克清，把二萬多元的積蓄全部交給了黨，不為子孫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後，孩子們才知道，他們的爺爺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朱德曾經說：「我是一個用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的農民。」其實，朱德的處世哲學和心理結構中有著農民、革命者、軍事家三種成份，他身上的後兩種成份，使他出身於農民家庭，又不同於普通農民，使他汲取了歷代農民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將軍事與論原則同農民革命的游擊戰經驗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農民情結，使他處處依靠群眾、發動農民，將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調動和利用起來，「置身青雲毋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齡語）。 朱德沒有把自己的「根」從廣大農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來，是因為他認識到農民具有「兩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覺和軍事家的雄才膽略使他能夠高瞻遠矚，「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當他站出來反觀農民階層時，既看到了它的短視、狹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農民純樸、善良、務實、勇於吃苦耐勞等可貴品質，農民世代受壓迫，革命的潛力最大；毛澤東說：』中國歷來只有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沒有文化的農民雖然存有一線「學而優則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種正確的思想來引導，有一批先知先覺者來發動。封建中國的統治階級歷來都推行一種反動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時代的文化產品正像物質產品一樣，被上層社會壟斷和把持著，封建統治者的目的在於愚民好統治，損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同樣緊緊抓住了農民這個根本的問題，但根本不同在於，中國共產黨是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謀幸福的，當它領導中國的幾億農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新中國並解決了幾億農民的溫飽問題之後，世界也不能不為之矚目並且為之震撼！ 舊中國的農村，佔人口不到百份之十的地主和舊式富農，佔有百份之七八十的土地，而佔人口百份之九十以上的雇農和貧農，只佔全部土地的百份之二三十。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一直有著兩種路線的鬥爭：是堅決依靠廣大農民、爭取動搖地中間勢力，把革命引向勝利？還是拋棄農民，妥協退讓，踢開農民鬧革命？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明確指出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武裝農民的必要性，強調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黨領導農民開展農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要在中國推翻幾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統治，沒有一個億萬農民群眾參加的農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該文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幾年之後，毛澤東又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學地分析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廣大農村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可以完全不依賴城市而獨立生存，而且農村又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無產階級先鋒隊應該深入農村，發動農民，武裝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在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在鬥爭中積蓄力量，逐漸奪取全國政權，中國武裝鬥爭的實質即是農民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國的國情，這種「天才式的理論」正是來自對中國農民現實生活的深入體察，可以說，朱德在這些方面與毛澤東思想中是不謀而合的，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義之後，朱德帶著隊伍離開大庚縣境，到了湘、粵、贛交界處崇義縣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區，在打走盤踞在這一帶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這個山區以後，部隊便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活動，幫助農民幹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開展群眾工作，第一次把武裝鬥爭同農民運動結合一來，改變了部分過去單純打仗的作法，從而領導部隊開始實現了從城市到農村、從正規戰到游擊戰的重大戰略轉變，為保存和發展革命的力量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朱德本人曾經追憶說：「干革命，過去只知道在城市裡搞起義，這時候才知道還可以上山打游擊。」「我們原來也不知道上山，開始上山搞了個把月，覺得上山有出路。」從此之後，朱德不斷在實踐中摸索，成為游擊戰、運動戰等戰術的發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義上，正是那種重感性、重實踐、務實不務虛、善於做調查研究的農民式的思維方式使他從中受益匪淺。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許多具體事例中看出農民式的質樸、平易近人、樂於助人、與人為善、愛憎分明等品質在朱德身上的體現：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領導當地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剛一動員，那些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盡土豪劣紳壓迫剝削的農民立即響應。他們欣喜若狂地說： 「窮人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跟著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聽就笑著對他們說：』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們自己的地，現在讓土豪還給你們，這叫土地還家。今後你們要在自己的田裡耕種、收割了。」為感謝朱德的恩情，農民們編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勒——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帶領著幾千名紅軍，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廣東豐順縣馬圖鎮。當地百姓受反動派蒙蔽，對紅軍有懼怕心理。對百姓的這種情況，有些戰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對大家說：「老鄉越怕我們，我們越要接近他們，多為他們做好事，慢慢他們就會明白了。」於是就動手為老鄉掃院子、劈柴、喂豬、挑水……態度還十分和氣，和反動派說的紅軍完全不一樣。幾天後，老鄉們消除了懼怕心理，走出來歡迎紅軍，此時的馬圖鎮就像過年一樣熱鬧。朱德仍舊要大家繼續為群眾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東的水缸挑得滿滿的。有人向房東介紹說，「擔水的老兵，就是紅軍的領頭人」，房東很吃驚，接著就在鎮上傳頒開了：紅軍的領頭人給老鄉做好事，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來沒有過的，因此老鄉們更加擁護紅軍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鄉縣磚壁村。一次，總政治部的天星劇團來村裡演出。傍晚，劇團在村裡臨時搭起的簡易舞台前一字排開放上許多矮凳、圓木、磚石，等待著朱德和其他首長前來觀看演出。 天黑下來後，大家陸續入場，朱德也興高采烈地走了進來。偶然間，他發現坐在場內看戲的全是部隊的幹部、戰士，沒有一個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崗哨詢問，戰士回答說： 「我們是剛從前線回來的386旅的戰士，對村上的人不太熟悉，為了首長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讓部隊人員入場了。」朱德聽了馬上去找民運科長耐心地對他說：「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每到一地都要愛護群眾關心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咱們總部設在這裡，平時給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煩，現在劇團來演出，卻不讓老百姓來看，你說合適嗎？」民運科長聽後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讓村上的老百姓進場一同看戲。朱德又親自領著十幾位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娘，把他們安排在前幾排的位置上，笑著說：「你們年歲大了，離檯子近才能看好聽好。」 隨著又去招呼抗日小學的老師，把兒童團的隊伍帶到前邊來。 而他自己呢，待這一切都安排好後，悄悄走到後面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 故事四：1939年麥收時節。一天，一隊八路軍從一個村邊走過，營長騎著馬走在前面。這時，一位老大娘很艱難地背著一大捆麥子從對面走來，與營長擦身而過，營長仍騎在馬上，，昂著頭往前走。朱德正好路過，看到這一幕，粗理的眉毛擰到一起，搖搖頭，然後快步上前攔住馬頭。他略帶怒氣地問那個營長：「你擔任什麼職務？」營長不認識面前這個攔路人，上下打量他，灰軍裝已洗得發了白，戴的單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為是個老戰士，就不在意地說：「我是營長。」朱德又問：「你現在任務緊不緊？」營長望著這個表情沉重、十分嚴肅的老同志，彷彿感覺到什麼，連忙跳下馬來說： 「不十分緊。」朱德聽後，用手指著老大娘說：「那麼，你讓隊伍前頭走，你拉你騎的馬到村裡頭套個車，替老大娘把麥捆拉回家去！」營長明白自己錯了，紅著臉幫老大娘把麥子都拉回了家。事後他才知道那位攔馬批評自己的老同志是朱總司令。 過了兩天，朱德派人把這位營長叫去，營長心裡一陣緊張，進屋後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請他坐下，嚴肅而又親切地說：「革命軍人的優良品質，首先就是群眾觀點。看見老大娘吃力地背著麥捆，你騎在馬上，不想辦法幫助她，這是不對的，要好好記著，只要有一點空兒，有一份力量，就要盡量幫助群眾。你是幹部，要特別注意自己的作風，事事處處要為戰士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決不能損害八路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營長聽後連連點頭，慚愧地保證：「總司令，我今後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處，總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車後，服務員請他休息，他卻說：「不忙，我先到園藝組去報個到！」來到園藝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問好，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在這裡常常繫著圍腰跟工人一起勞動，讓人分不出誰是工人，誰是委員長。 在老家馬鞍公社，他見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懷裡，見到老人就讓坐在自己身邊。在他家的院子裡，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裡就人聲鼎沸，笑語諠譁，誰主誰客，難分難辨，好個熱鬧景象。 這一類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勝枚舉。1937年，美國進步記者海倫﹒福斯特繼其丈夫埃德加﹒斯諾之後，訪問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關於朱德，她曾在《紅色中國內幕》中寫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來看過我。在一幅流傳很廣的圖畫上，朱德是一位揮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鬥士。但就我所見，他本人與這幅圖畫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個慈祥、和藹、說話沉著、言行恭謙的人。他不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因為他將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適中，健壯結實。……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國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一位少見的軍人——戰爭在他看來並非一種建功立業而是一種結束苦難的手段。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寬容大量、感情豐富的人。作為一位頭髮灰白、年過半百的老戰士，他在真刀真槍的戰火中度過了半世生涯。無盡頭的中國內戰中的悲慘故事都刻寫在他那滿臉的深深皺紋之中了。平時他的嘴唇老是顯出一種憂鬱而嚴肅的神情。……朱德沒有什麼軍人氣概。……朱德的動作溫和、緩慢、從容不迫，全無一點粗暴之處。看上去，他就像一位入定的菩薩一樣平和恬靜。 與其說朱德是一位至高無上的司令官，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民眾的領袖。他的性格與習慣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問過他的特點。康女士略一思考，便這樣對我說： 「我覺得，他的基本特點是天生的溫和可親。其次，他對一切事情都很負責，無論這事偉大還是渺小。第三，他喜歡和普通戰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們促膝談心。戰士們衷心愛戴他，因為他過著普通戰士的簡樸生活，必要時也和戰士做一樣的工作。他的綽號是『伙夫頭』，他看上去就像一個普通士兵。……有時清閒下來，他就去幫助農民種地。他還常常從河谷挑糧上山。他非常強壯健康。他喜歡玩籃球，喜歡看體育比賽。他什麼東西都能吃，從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夠就行——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點才上床，可清早五、六點鐘就起來了。」 朱德就是這樣一個人，長征時期，他是「紅軍的父親」，和平時期，他是人民群眾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動著一個勞累過度而又經驗豐富的老農民的影子，置身於千千萬萬農民群眾之間，他真正能夠和他們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像農民一樣喜歡看喜劇，每當喜劇上演時，總是可以聽到他高聲大笑的聲音。當他幾次三番不顧家人的勸阻，毅然離家出走，踏上一條通向戎馬生涯之路的時候，我們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陣痛，一種切斷同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農民意識的「臍帶聯繫」時所產生的陣痛，然而於此同時，朱德的「快刀斬亂麻」並不想割斷他和農民群眾的魚水之誼，瓜秧之情；大凡是和農民有關的東西，他都有一種下意識的迷戀，比如農民的粗布制服，農民式的生活方式，農民式的謙恭，農民式的熱愛勞動……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裡下了一場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負責同志見到朱德時說：「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連忙說： 「不是下雨，下的是糧食啊！」朱德平時看報，只要有關於農業的報導，他都格外仔細閱讀。家裡有人從外地來，他也總要詢問當地的年成和農民的生活。有時自己坐車外出，從公路急駛而過時，常常叫司機停下車來，自己走到田頭去觀察莊稼長勢，遇到有人在田間耕作，他還要主動打招呼，和大家攀談。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車外出，正趕上刮大風。 途經一個很大的果園，他看見紛紛吹落的花瓣，心裡不由一沉、他想：這麼大的風，果樹掛果怕要受影響了。於是他不顧撲面而來的大風，走下來向社員瞭解情況，直到得到滿意的結果才離開。秋風知勁草，果園問落花，朱德從大自然的風風雨雨看到的是農民的收成和生活狀況，與其說他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不如說他像一個飽經憂患的老農民，在時時刻刻關心著自己的莊稼和果實的收欠情況。 在朱德身上，我們的的確確可以找到許許多多屬於農民式的東西，農民的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農民式的作派，早已在朱德的心靈深處紮下了根，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樣說絕沒有任何貶意。如果說毛澤東身上的農民情結是他獲得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同樣是這種情結，也使他沒有力量撥開那將他托上神靈寶座的小生產的雲海，那麼，朱德身上的農民情結卻沒有成為一種包袱和負擔，使他受累，因為這種農民情結不是小農經濟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農民意識，也因為朱德的謙遜、禮讓精神阻止了這種「農民情結」的腐化變質，這使我們想起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的一段話：「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還是讓我們引用朱德本人寫一首樸實無華且帶有泥土香味的詩句來結束本節的途述吧：
家在巴山南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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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伙夫頭之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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