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元帥之謎

1　吹盡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種新興理論。如果一個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組合的話，那麼，彭德懷無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純樸與憨厚比肩，倔強與執拗攜手，大愛與大恨並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執著。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複雜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於他是一種幸運，還是潛伏著的禍根？

1．1　根深蒂固的農民情結

　　彭德懷算不上偉人，他只是一個從窮鄉僻壤走出來的不同尋常的凡人。貧窮、困苦、受欺的下層生活是他降臨到這個世上之後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體驗，純樸、善良、寡慾的下層農民是他成長過程中接觸最多、感慨最強烈的眾生群體。這一切，構成了他人生的起點，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頭。

　　也許正是帶著這種刻骨銘心的人生體驗和感慨，從這一起點出發，彭德懷由一個沿門乞討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剝削的煤礦工，舊式軍隊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紅軍，走向了共產黨，走向了為他所熟悉和愛戴的窮人謀利益的事業，直到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將軍和黨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個過程之中，他都始終未敢忘懷他的生命之源，並不斷從中汲取新的動力。他曾在《彭德懷自述》之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童、少年時期的這段貧困生活，對我是有鍛煉的。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常常回憶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對幼年的生活經歷，一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的確，在這位生於農民，長於農村，從窮鄉僻壤來到繁華都市的元帥的性格深處，有著極強的農民意識和擺脫不掉的農民情結。

　　這種農民情結的最直接的表現，便是他對下層群眾真摯的厚愛和對欺壓人民、剝削別人的地主階級的刻骨仇恨。

　　彭德懷愛勞動群眾勝過愛他自己的生命。正是從這種本能的厚愛出發少年時期的彭德懷便有了明顯的殺富濟民、為下層群眾謀利益的思想和行動。在湘軍當兵期間，彭德懷便秘密組織成立了「濟貧會」，並制訂了以下綱領：1．滅財主，實行耕者有其田；2．滅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取消領事裁判權；3．發展實業，救濟貧民；4．實行士兵自治，反對笞責、體罰和剋扣軍餉，實行財政公開。從這一章程我們可以看出，彭德懷成立「濟貧會」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是反對剝削和壓迫，為下層人士謀利益，並已和國家的存亡聯繫到了一起。另外，從當時中國的狀況來看，彭德懷成立「濟貧會」時，中國正處於外有列強瓜分，內有軍閥混戰，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這時的彭德懷還只是舊式軍隊中的普通一兵，並沒有找到中國共產黨，沒有系統地接受西方的進步思想，因此，彭德懷成立「濟貧會」，完全是出於樸素的階級情感以及他所體驗到的下層生活，而幼年時所積累起來的對貧苦群眾的感慨和同情，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國成立以後，彭德懷當上了國防部長，但這種植根於性格深處的農民情結並未因職位的陞遷而減弱。相反，正是出於這種對人民群眾無私的厚愛，使他經常深入下層群眾之中，瞭解他們的疾苦，為他們的不平而鳴。1958年，當他去西北考察時，一個貧農家五口人共用一條褲、合蓋一條被的淒慘狀況使他傷心落淚；在湖南考察時，由於急於向人民公社化過渡而造成的廣大群眾無處棲身的景象使他悵然神傷；在去廬山開會途中，火車站成群成群的難民更使他難過得食不下嚥。他沒想到，他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的勞苦群眾，在革命成功後。仍然過著這種可憐的生活。這一現象促使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進行了深刻的思索，並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不同的意見和看法。雖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後又被罷官，但他內心無憾，他堅信自己，也相信歷史會對他作出正確的評價。

　　「世界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與這種對勞苦群眾的厚愛相反，彭德懷對剝削、壓迫窮人的地主階級恨得咬牙切齒。《彭德懷自述》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彭德懷在湘軍當兵期間，湖南南縣有個惡霸地主歐盛欽，仗著他哥哥是督軍署的高級少將參議，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無惡不作，為害群眾比土匪還甚」。彭德懷得知此事後，經過一番調查，便在一個晚上化妝來到歐家，殺了歐盛欽。後來事情敗露，彭德懷也被迫逃離湘軍。

　　在彭德懷的眼裡，也許可以容得沙子，卻絕對容不得這種人的存在。雖然他以後曾將這一舉動概括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義思想」，但這一自發的舉動所賴以產生的心理原因，在當時恐怕是很難用「打抱不平」幾個字來概括的。

　　彭德懷農民情結的另一表現，便是他對農村生活本能的眷戀和嚮往，並能怡然自得地生活於其中，成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員。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被罷免了國防部長之職，不久，他給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封信，具體談了他今後的打算，其中一條是：「作些社會調查，自食其力地參加一些生產勞動。」

　　毛澤東以其「年歲已高」為由拒絕了他。幾年之後，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下決心當一輩子農民，去外地國營農場當農民」。在這期間，他舉家從中南海遷到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這雖然是個小村莊，而對彭德懷來說，卻如同鳥又回到了森林，魚又回到了水中。一到這裡，他便高興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鋤頭一響，不愁吃穿！」其興奮和激動之情是溢於言表的。在這裡，他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植樹墾田，積肥種麥，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書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這種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懷一直過了六年。

　　寄情田園山水，藉以慰藉心靈的創傷，是仕途失意的中國古代文人的普遍選擇。幾百年前的陶淵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並以其「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詩文名句而為後世所稱羨。但彭德懷的嚮往農村和陶淵明的皈依田園有著本質的不同：陶淵明是封建地主階級中失意的一員，彭德懷則是苦大仇深的受壓迫者中覺悟的代表；陶淵明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彭德懷則是出於生命本能的自然回歸；陶淵明是歸隱，彭德懷則是尋根。這是我們在談到彭德懷農民情結時所必須強調的一點。

　　彭德懷的農民情結，還過多地表現在他對事物農民式的觀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遠見卓識和睿智洞察，而多是從本能的經驗出發，憑借已有的結果來推測斷定事物或人事的功過是非。這一點，也許彭德懷自己也早已有所認識，在他的《彭德懷自述》一書中有這樣幾段話：

　　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幾次「左」傾路線中，王明路線時間是最長的一次。它以國際主義為幌子，穿著馬列主義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對王明路線，是在一個又一個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後才認識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線對福建的態度，我才開始把它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作了比較的認識。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

　　我對立三路線的認識比較早些，原因有許多，對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當時如果執行打武昌這一指示，三軍團有全部被消滅的危險，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威脅。所以，對立三路線的冒險性，是從這樣一個具體行動上認識的。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不深刻的。

　　這種通過結果認識過程的認識問題的方法，一方面影響了彭德懷的主觀態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對是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還是執行王明錯誤路線的問題上，彭德懷的意見就比較模糊，「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持了錯誤路線，因為在這樣的原則分歧上只能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而不能採取兩可的態度」。另一方面，也為他後來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文革」中強加給他的「一貫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搞獨立王國」等罪名，除過人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與此不無關係。

　　即使在對1958年的大躍進的看法上，彭德懷仍然表現出這一先天不足。農民式的直覺經驗，使他對各地的「高產衛星」持有懷疑，經過實地調查之後，問題得到證實，因而他才給毛澤東同志寫了那封信。但也正是這種農民式的觀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問題、而沒能或者說不能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因而，這封出於他真誠地關心人民疾苦和國家命運的信，終於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的面目出現並引起一場爭論，最終給他帶來沉重的災難。

1．2　關羽式的忠與張飛式的直

　　自《三國演義》問世以來，關羽和張飛，兩個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審美意義的藝術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眾中廣為流傳，並受到人民群眾不同形式的喜愛和讚揚。

　　對關羽，無論上層社會還是民間，都將其視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現於各地的關公神像和關公廟、便說明了這一點。而對張飛，人們則以「張飛穿針——大瞪眼」、「猛張飛」等文學形式表現出褒貶不一的評價。無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關羽是忠義的化身，而張飛則是魯莽、粗率的代名詞。

　　然而，在彭德懷的身上，我們卻分別能找到關羽和張飛的影子：既有關羽的忠，又有張飛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諧地融在一起。

　　彭德懷的忠，具體表現在他對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和他對他所從事的事業堅貞不移的追求上。無庸諱言，在長期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彭德懷和毛澤東，兩個來自同一個地方，為了同一個目標而走到一起的戰友和朋友，在歷次的路線鬥爭中有過分歧，有過衝突。毛澤東便曾說過「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的話，彭德懷自己也承認他曾在多次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有過模糊認識，「同主席關係對半開」。但這些，僅僅只能說明彭德懷對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有過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不能說明他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有過懷疑和反對。而事實上，經過多次教訓之後，他對毛澤東懷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時有溢美之詞：在粉碎張國燾反黨陰謀之後，他非常稱讚毛澤東的做法，認為是「黨內路線鬥爭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典範」；在和張聞天談到要認真學習歷史時，他稱讚毛澤東「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歷史的還只有毛主席一人」，並將毛澤東同斯大林作了比較，認為斯大林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是犯有錯誤的。而「毛主席解決了這個大問題，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彭德懷對毛澤東的忠，不是盲從，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對將毛澤東神化，反對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而是在鬥爭中求統一，在探討中求團結。他反對毛澤東的一些缺點，如晚年的盲目樂觀和急於求成、驕傲思想和個人獨斷。他也反對毛澤東的一些具體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對毛澤東的這些具體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設事業能搞得更好。

　　也許正是彭德懷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萬言書」，有了廬山會議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夥的壓迫和禁閉之中，他還在給毛澤東寫信，陳述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關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他則是身陷囹圄也依舊關懷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應該說，在對毛澤東個人的態度上，他既有稱讚，也有反對，而在對待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和建設方針上，他始終都是一個光明磊落、忠貞不二的執行者。所以，當有人攻擊他「搞獨立王國」、搞「軍事俱樂部」時，彭德懷發火了，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

　　與這種關羽式的忠相比較，彭德懷身上張飛式的魯莽和直率則表現得更為濃厚和明顯。毛澤東便曾多次公開地稱他為「張飛」。他愛罵人：在陝北時期，他曾在一次閒談中對彭雪楓和張愛萍說：我這個人脾氣不好，喜歡罵人，你們都是挨過我罵的人，很對不起；對不同意見容易急躁發火；無論在什麼場合，說話都比較粗率。這種不加雕飾的張飛式的魯莽和粗率傳到民間，便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傳說，以致廬山會議之後，民間便盛傳有彭德懷和毛澤東對罵之說。其實，對罵是不符合實際的，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一些話語，卻很能說明問題，請看以下片斷ヾ：

　　ヾ這些對話或發言均根據《廬山會議實錄》整理而來。

　　在揭批所謂的「軍事俱樂部」時有人說他是個人英雄主義：

　　彭：……華北座談會操了我40天的娘，我現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滿足，咱們現在也來個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會上，談到黨內幾次路線鬥爭時：

　　主席：……在幾次路線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裡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

　　彭：我61歲了。

　　在談到如何對待不同意見時：

　　主席：……不要一句話不對，就是什麼什麼。要容許申辯。思想不通，服從組織，實行黨章很不容易。要聽對方意見。

　　彭：我講話都要先寫個稿子，怕講錯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高度，你提的那麼高，我還沒有瞭解。……

　　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當談到要聽取意見，改正缺點時：

　　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腦問題，照顧他的特點，不能急於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黃老，有缺點，慢慢改。

　　彭：十一、十歲看牛，十三四歲開礦，十七歲當兵。40天會議，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沒吃過虧。

　　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彭德懷著急得講了幾句話：

　　彭：可以放心，不會自殺，不會當反革命，可以種地參加勞動。

　　在毛澤東作了7月23日講話之後，有批評彭德懷時講的一段話：

　　——「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有「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彭德懷這些話是講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攻得厲害。他在小組會上還講過「脫褲子」，「要脫大家都脫」。……

　　從以上這些片斷可以看出，彭德懷身上頗似張飛式的魯莽與直率的性格特徵是非常明顯的。這說明，舊式軍隊中的不良習氣和作風對他的感染是非常嚴重的，並在他身上留下難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透過彭德懷這一性格特徵，我們卻也可以看到他許多值得稱讚之處：他愛罵人，卻也愛士兵；他說話粗莽，不注意場合，卻同時說明他不是什麼「野心家」和「陰謀家」，也不是「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地搞「獨立王國」，搞「軍事俱樂部」的「右傾分子」，而是一個胸懷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將軍，一個矢志不渝、忠貞不二的純正的共產黨人。

　　忠，反映了一個人對事物相對穩定的看法和基本態度，是隱於內的。直，則是一個人對事物所持看法和態度不加雕飾的流露方式，是形於外的。也許正由於此，彭德懷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徵所掩蓋，而魯莽、直率的特點卻給他帶來許多不該有的誤會和影響。在廬山會議上，當彭德懷一再強調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澤東本人參考的」時，毛澤東即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並且說得相當嚴重：

　　此話不真實，張飛是我封的。你認為不好說的，你不交心。一個心交，一個心不交。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偽有矛盾。不能說全部假，對敵鬥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拿不出來。

　　以毛澤東當時在黨內和全國人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測，這段話給彭德懷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當是不難想像、不言而喻的。

1．3　源於苦大仇深的倔強和執拗

　　熟悉彭德懷的人，都能明顯地感覺到他身上有股極強的倔勁。毛澤東說他「你這個人有個□脾氣」，周恩來批評他「認為訓服就是沒骨頭」，朱德指出他「對不同意見聽不進，愛罵娘」，就連他自己也承認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彭德懷身上這種極強的倔強性格來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產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懷出生在湖南湘潭縣石潭鄉烏石寨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裡。據說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間從湘鄉販茶路過烏石峰，看到這裡山清水秀，林木蔥郁，人家稀少，是個可以定居的好地方，於是就在山下買了一片坡地，修了幾間茅屋，從此落了戶。因人得名，這裡後來便被人們稱為彭家園子。

　　烏石寨也好，彭家園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窮人是只能越來越窮。彭德懷一生下來，便受到一個又一個的打擊和不幸。

　　在他8歲時，母親死了，父親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開外，祖母年過70、三個弟弟無人照管，只有半歲的四弟在母親死後不到一個月便餓死了。生活的擔子從此便沉重地壓在他瘦小的肩上。這樣可憐的生活，在彭德懷幼時的心靈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極大地刺激並給了他終生難忘的影響。在《彭德懷自述》中他寫了這樣一件事：

　　彭德懷10歲時，一切生計全斷。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連天，他家卻無一粒米下鍋，無奈，彭德懷只好領了二弟去當叫化子，沿門乞討。走到一個地主家門前時，地主高興地問他們：「你們是招財童子嗎？」彭德懷答：「不是，我們是叫化子。」地主一聽臉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連忙說：「是的，我們是招財童子，恭喜老爺發財。」地主一聽又笑了，即給了他二弟一碗米飯。到了黃昏，彭德懷快要餓昏了，卻沒有討到兩升米。二弟問他為什麼不說是招財童子時，彭德懷回答：

　　「我不想說好聽的讓他們高興。」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們去討飯，彭德懷說什麼也不願去了，說：「我不去，討飯受人欺侮。」祖母說：「不去怎麼辦？

　　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彭德懷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沒辦法，帶了兩個弟弟又出門乞討去了。望著祖母遠去的背影，彭德懷傷心極了，他在書中寫道：

　　「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70的老太婆，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孫孫，拄著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樣難過。」「我不願說好聽的讓他們高興」、「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這是彭德懷發自幼小心靈之中對地主階級的憎惡和對受壓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許正是從這時候起，他性格中的倔□和執拗便埋下了種子，開始發芽並日益膨脹起來。

　　彭德懷的這一性格發展到後來，當他受到莫須有的攻擊和誣陷之後，便更加強烈，並進一步和罵娘、發怒、大發雷霆結合起來。當有人說他發動「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時，彭德懷發火了：「對百團大戰的惡意攻擊者，你們站到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隊伍裡去了……你們不是站在講演台上，用勁地叫喊打倒彭德懷嗎？還喊打倒這，打倒那。你們想一下吧！你們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夥囚禁之後，彭德懷依舊對攻擊他的紅衛兵大發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於消滅了幾百萬日本兵。」當廬山會議上有人說他搞「軍事俱樂部」時，彭德懷當時就大發雷霆：「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即使對不帶惡意而自己一時又難以接受的意見和批評，彭德懷也時有抵觸，廬山會議期間不少人都指出了這一點。對毛澤東本人，彭德懷也敢於當面頂撞、變顏犯上。在上一節所引的對話片斷中，這一點亦表現得相當明顯。

　　但是，彭德懷的這種倔強和執拗，並沒有發展到頑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雖然對不同意見有抵觸，對莫須有的攻擊愛罵娘，但當個人名義和全局利益」國家命運相矛盾的時候，他也能作出犧牲和讓步，即使內心非常痛苦。廬山會議前期，彭德懷對各種各樣的批評，採取據理以爭的態度，有時也非常強硬，但當7月30日上午，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勸他「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細節」、「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任勞易任怨難嗎？今天當著自己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精神」之後，彭德懷的心裡便開始活動起來。他在後來的筆記中寫到了自己當時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

　　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我給主席的信，不僅沒有停止『左』傾，反而加深了『左』傾危險，起了反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

　　痛苦歸痛苦，但自這之後，彭德懷的態度已開始有了轉變：開始時說「40天會，既感激，又不感激」，後來則認為「一個月來會上的批判，對我有極深刻的教育意義，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我誠懇地感謝同志們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開始時以他寫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來拒絕會上對他信的批判，後來則承認：「7月14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我的錯誤表現在把黨所領導的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度熱情，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開始時對「軍事俱樂部」的說法大發雷霆，後來則逐一交代了他和「俱樂部」成員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的關係。

　　應該說，彭德懷的這些轉變是違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對他這樣一個極其倔強和執拗的人來說，能從全局利益和黨的利益出發、違心而又痛苦地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也更加體現出他的光明磊落和偉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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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跌宕人生15年